亚里士多德曾说过，人是天然的政治动物。所谓政治，其实就是关于公共权力与怎样处置公共权力的事务。一个民族文明成熟的程度，可以从这个民族是怎样认识权力，并且怎样处理权力窥见一斑。

　　说到中国人，这个民族当官的欲望可谓是世界上最为强烈的。在两千年的专制统治下，中国人仅仅 认识到了权力的控制功能，只是单纯的崇拜皇帝的权威，缺乏制衡的观念。因此，权力在中国人心中，自古以来就是事关一个人生死存亡的力量。掌权就意味着自己 可以避免遭受迫害，同时还可以为所欲为。中国人当官掌权之后，并不是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而仅仅是为了避免遭受另一种权力的伤害。在中国，权力从来没 有受到过制衡，更不可能有来自于民间的制约。有一些所谓的好官，也只是出于良知做了点好事，不过这样的官十有八九在官场是不会得志的。

　　打个比方，把权力比作人身上的癌细胞可能会比较贴切。权力就像癌细胞一样天然具有扩张性。无 论是谁，只要掌握了权力，自然而然要不断扩张。这种扩张的欲望来源于两个方面，一是令人上瘾，权力是最好的毒品。二是争权夺利，因为权力之争说到底只是利 益之争。因此，争权的目的就是为了夺利。这里面的残酷撕杀是难免的，而且这里的斗争常常是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有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一旦上了权力这条 船，只有拼命往上爬，否则就会成为上面人践踏，下面人拉扯的对象。

　　失控的权力就会像野兽一样，吞噬一切，最终毁灭自我。一个国家如果缺少权力制衡，最终只会被权力毁灭。中国历代王朝的兴替早就给我们留下了历史的教训。这就是为什么权力必须制衡的原因。

　　要使权力得到制衡，一是权力本身之间的互相制约。比如设定权力的三权分立，互相制衡。这种权 力之间的互相牵扯，表面看来效率似乎不高，但这么做避免了重大的决策失误，少走了弯路，从长远来看效率反而是比较高的。另一方面是保护公民权。权力扩张， 必然会伤害公民。如果保护了公民权，那么，公共权力自然就受到约束。这就是为什么法律面前要人人平等。因为这意味着任何掌握了权力的人，都不可以滥用权 力，同时他作为公民的权力不可以超出宪法的规定。公民权的保障是约束权力扩张最为根本的方法与途径。

　　除此之外还有别的办法吗？人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有更好的途径。也许这种办法确实也是有许多弊端的，但是，最好的办法人类是永远也不会有的，人类追求公正永远只能够从最不坏入手。

　　中国人千古以来，恰恰是在权力方面犯了低级错误，而且至今无法纠正。这种低级错误就是贤人政 治。贤人政治假设权力到了某些道德高尚、特别正直、特别智慧的人手中就会运用得最好。因此，中国政治的目的就是避免将权力分散下移，避免让民作主，而是千 方百计要为民作主、为生民立命。因此，孟子说：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在经济上，中国的经济是千方百计要避免人类社会交换劳动成果，而是要采用进 贡的方式，也就是掠夺与被掠夺的方式分配社会财富。和平时用特权掠夺财富，战乱时就用暴力掠夺实现。因为掠夺与被掠夺，因此，人也就被分成了两大类：一是 主子，一是奴隶。或者有如孟子所说的有劳心者，有劳力者，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因此，中国人数千年时间里都是手脑分离。

　　西方的知识分子数千年时间里都是拿着铁锤思考，保持与现实世界的密切接触，而中国的知识分子 始终只是拿着毛笔思考，保持皓首穷经，与纸墨砚笔密切接触。和平时中国的这种掠夺与被掠夺之间是相对稳定的，战乱时掠夺与被掠夺可能会产生逆转，这就是农 民打土豪，分田地。中国许多人以为这只是毛泽东红军时期的所作所为，其实，中国数千年的农民起义都是在做这个事情。所谓农民起义就是被掠夺的，这次起来造 反，进行逆转性掠夺。

　　中国这种贤人政治造成了中国难以真正走进民主政治与市场经济，许多违背人性的政策就是在这个 背景下出台的。这表面看来，中国人非常精明能干，事实上在大是大非问题上非常幼稚，非常愚蠢。中国人的老练圆滑，只是表现在个人处世经验上，但是，社会公 共领域的表现常常是非常简单幼稚，其蠢无比的，比如某些官员面对父母下跪，表现一下孝，就可以升官。一些非常明显的常识在这里得不到认同，也不愿意被正 视。

　　如果中国人永远不明白如何正确运用权力，那么这个民族将是没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