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罕言利（《子罕》）。通观《论语》文本，孔子言利与言仁、言礼相比，确属罕言。但罕言并非不言。孔子既云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就说明孔子承认并肯定了利作为人之一种需要的客观性和正当性。孔子视贫贱为耻辱，其云邦有道，贫且贱也，耻也；邦无道，富且贵也，耻也。（《泰伯》）此将贫贱富贵问题与国家兴衰联系一起，国家政治清明，形势大好，可你却不能勤劳致富，依然贫困潦倒，这是个人的耻辱。当然，政治黑暗，社会无道，你却荣华富贵，这也是个人的耻辱。

　　孔子肯定利的合理性、正当性的思想，在其对子贡的态度上还可得到进一步的证明。孔子弟子中，颜回好学，不迁怒，不贰过，闻一知十，安贫乐道。（《雍也》）可谓坚韧执着，德高行正，然却穷困潦倒。而子贡却不尊师命，不安本分，热衷于经商赢利，预测行情却屡发屡中。在颜回与子贡的比较中，一方面抒发了孔子对春秋时期道德与财富之间倒挂失衡现象的感慨和无奈，另一方面体现出孔子对子贡选择经商之路的默许，且从亿则屡中的语气中似乎还流露出庆幸和释怀。当然，孔子言利自有尺度。《论语》文本中，孔子言利常常和义紧密联系，提出见得思义、见利思义，反对将利与义割裂开来。孔子明确区分出生活中存在义与不义两种利益，人对义有可求与不可求两种态度，人获利有正当与不正当两种手段。孔子提出以正确的态度和方式认识利益和获取利益，强调以正当合义的行为来求取富贵、摆脱贫贱。否则，宁可不处富，不脱贫。这种以道义为标准的经济思想和价值观念，正是当代构建和谐社会所要认真思考和大力弘扬的。任何个人、社会、国家都能以正义之心，积极进取，发展经济，就有可能减少纠纷，避免祸乱，缔结和平，造福人类。

　　孔子还以更加开放的视野讨论财利问题，提出要利他达人，要富国利民。首先，孔子把国家利益与百姓利益联系在一起，认为百姓足君才能足，百姓不足君则不足（《颜渊》），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民本思想。孔子还具体提出了实现君足民足的方法和途径，认为节用可以减少财政开支，为爱人创造条件。节用意味着可以轻徭役，为使民以时、广开财源提供保证。其次，孔子重视利益分配和社会稳定的关系。《论语季氏》载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孔子虽没有提出均贫富的思想，但他深知利益不均、贫富差距的危险和后患。为了消解这种祸患，孔子提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这种停留在伦理层面的道德呼喊，尽管没有制度约束，但对缓解社会矛盾、倡导社会风气当有一定之效用。只要有立人、达人、爱人之境界，富裕的人当会考虑贫困的人，发达地区的人当能带动落后地区的人。这样，才能建设一个和谐的社会、和谐的世界。